在当今的中国文坛上，我是个不入流的作家，没入了上流，也没入了下流，中流么，那就更不配了。
几乎可以说，从新时期文学开始的那一天起，我就进入了这个文坛。二十年来，朝于斯，夕于斯，一心想的是怎样才能为它尽一份绵薄，赢得一份自己的声誉，正如古人所说，“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”。小说，散文，文学评论，现代文学研究，凡是力所能及的门类，都厚颜无耻地鼓捣过。成绩，自然是谈不上的，只能说也还遂了自己的天性，尽了自己的才具。唯一可自慰的是，对文学这个行当的感悟和理解，比先前要沉痛得多，也切实得多。
她，我这里说的是文学，人们常用这个女性的她，代指自己钟爱的事业，先前我也是这样的。似乎一用了这个她字，文学，这原无性别的事业，就像一位多情的女子，只要你有献身的勇气，她就会给你温柔，给你荣耀。到了这个年纪，方才明白过来，那不过是一厢的情愿。文学原本是无性别的，既不是什么他——阳刚的男子，也不是什么她——多情的女子，乃是一个无阴无阳，也无情无义的它。你别想感动它，也别想征服它，它是无涯无际的海，你永远也游不到头，它是无山献无巅的山，你永远也攀不到顶。它是天时，你无法违拗，它是天空，你无法超越。它接纳一切优秀的，摈斥一切陈腐的，谁也不可能在它手里讨得些许便宜。世界上一切凡可以称之为事业的行当，都有这种冷酷的属性。
由她到它，可说是我对文学最沉痛的感悟。
多少年前，我一直是把文学当作事业的，现在才知道，对像我这样的普通作家来说，它不过是一个职业。所谓的职业，就是安身立命，养家糊口的手段。当作事业，势必不计成败，尽心竭力以赴，对你固然悲壮，倘若你不是那块料，没那个天分也没那个学养，不过是对自己的戕害，对文学的轻慢。当作职业，你会从容得多，也理智得多，一份耕耘，一份收获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不会虚耗你的辛苦，也不会妨碍你才情的发挥。该是你的光荣，不会因为你当作职业而怠慢，不该是你的光荣，也不会因为你当作事业而赏赐。
由事业到职业，可说是我对文学最切实的理解。
身在文坛，免不了要说这样那样的话。我的主张是，有话就直说，要说就早说，不因对方声名显赫而胆怯，也不因对方处境艰难而回护，是所是，非所非，说道理时只说道理，到了讲人情的时候再讲人情。前些年，我曾批评过一位地位很高的作家，一位朋友因此而责怪我，我的回答是：
“原本无仇无冤，也不想结仇结冤，我不过是珍惜自己的思考罢了。”
“你不能客气点吗？”
“我就是那样想的，客气点就不是我的了。这是我的职业啊。”
没说出的话是，我就是挣这个钱的，吃这个饭的。你能让商人不去赢利，让农民不去种地么？
近来几次听人说，这个人怎么老是添乱，不该他说的话他也说。我听了只觉得好笑。说这话的人，其感觉未免太好了，似乎文坛真的是一盘棋，似乎他就是一位棋局的设计者，哪边该动一下“炮”，哪边该走一下“车”，都得他来点拨。眼看就到了二十一世纪了，竟还有这样自以为是的妄人。文坛真要是如这些妄人所想象的那个样子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指责这个，喝斥那个，而是把文坛上所有的人都赶下去，只留下他一个人或他一伙人就行了。
文学，无论什么世道，都是个常新的事业，常新的职业。真要有什么格局的话，应当是众多作家各尽其力，各呈其能，若灿烂的星空，若逶迤的群山。今天这颗星升上来，明天或许会落下去；今年这个山峰最为秀美，明年或许会耸起新的峰峦。谁也别存独霸文坛的雄心，谁也别做运筹帷幄的蠢事，真要有本事，还是多做些实事，至少写上两篇让人看得过眼的文章，——我是把一切文学作品都视作文章的。
我已老迈，先前没有入过什么流，往后更不会入什么流，有生之年，只要能写上几本自己也还满意的书，于愿足矣。至于闲言碎语，蜚短流长，只好敬谢不敏了。
（本文系作者散文集《纸窗》的自序，本报发表时有删节，该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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